《浣纱记》的艺术成就

拥有六百年历史的昆曲被喻为“百戏之祖”,也被联合国授予首批“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梁辰雨的《浣纱记》是一部典范之作,它对昆曲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其艺术成就。


作为用昆曲演唱的第一部传奇,《浣纱记》的成功不只在于音乐的成功,同时也在于它的文本艺术取得了相应的高度。尤其《浣纱记》所体现的主题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强烈干预乃至近距离的穿剌,在中国戏剧史上,无论北杂剧还是南戏都是没有先例的。
《浣纱记》虽然题在“浣纱”,但在《浣纱记》全剧45齣(出)戏中,描写浣纱女西施与越国大夫范蠡爱情的戏仅仅几出,剧作以大量篇幅表现了吴越争霸的过程,从而组成了《浣纱记》的主线。与吴越争霸主线交织在一起的是西施、范蠡的爱情线,即副线。 ▲ 木雕版画《浣纱记》--闺思
《浣纱记》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历史剧,而不是爱情剧。历史传奇的双线结构虽不是梁辰鱼的创造,但《浣纱记》的双线结构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和一个存在于口头的民间传说糅合在一起,使头绪纷纭的情节从生发、推进、高潮到结束,呈现了一种合理的逻辑形态,而其结构艺术的真正魅力则在于它能够体现一种保证主题不断升华的潜在力量。 ▲ 木雕版画《浣纱记》--鹊桥


《浣纱记》的人物塑造之伍子胥的舞台形象


作为历史剧,剧作家的任务不在于复述一个历史故事,而要求于刻画历史人物在历史剧中,推动历史(戏剧情节)发展的只能是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浣纱记》与其说是在重写吴越春秋的历史过程,不如说在推动人物的性格演进。《浣纱记》抓住了伍子胥无所畏惧的彻底的爱国气慨,与外敌内奸决不妥协的精神作为人物的性格支柱,完成了伍子胥的形象塑造,伍子胥的悲剧下场,是他这种性格行为的必然结果。
 
▲ 木雕版画《浣纱记》--采莲 伍子胥形象的核心层面是他依赖于昏君、奸臣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性格行为。在《浣纱记》中,伍子胥出场常常伴随着与伯嚭、夫差的冲突。作为伍子胥形象的内在层面,梁辰鱼还细致的剖析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浣纱记》整整辟出两出戏的篇幅,尽管字缝行间充满了儒家的经典说教,目的是为了赋予伍子胥性格行为的精神支柱。在写作方法上,这种说教式的文字过于干涩,缺乏形象性,因而未必可取,但作者注意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剖析,从而使人物性格行为有了逻辑依据,不失为是一种立体式的人物塑造。
 ▲ 木雕版画《浣纱记》--审判 总而言之,伍子胥的形象剖析,从举止到情感,多层次、多侧面地开掘了深掩于史实中的性格特征,从而赋予了他完美的、立体的,也是真实的审美品格。
 《浣纱记》批评


自梁辰鱼的《浣纱记》问世后,“梨园子弟多歌之”,致使“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并很快“传之海外”,同时,也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尽管评论纷纭,褒贬不一,但批评《浣纱记》的浪潮本身足以说明《浣纱记》的价值和影响。“《浣纱记》批评”作为昆剧伴随而来的理论批评现象,对后世昆剧的创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 木雕版画《浣纱记》--舟语
王骥德批评《浣纱记》等传奇“以实而用实”,他认为传奇创作应该“用之贵虚”;王世贞和张琦在评论《浣纱记》的前身《吴越春秋》时用了相同的措辞:“间流冗长”、“失在冗长”;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浣纱记》的评论,可谓独具只眼:《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明曲家凌濛初把“工丽之滥觞”归咎于梁辰鱼,指出了由《浣纱记》助长的骈俪语言,并不是戏曲语言。 随后出现“本色派”对《浣纱记》的批评也就演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批评运动,因而,《浣纱记》批评已不是对个别剧作的褒贬或评论,几个世纪中作为昆剧独特的理论批评现象,始终伴随着昆曲的兴盛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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