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山草堂”看元末江南文人儒道释思想的合流(上)


“四方之能为文词者,凡过苏必之焉”。至正八年(1348)至十四年(1354)是玉山草堂活动频繁的年代,共举办各种文宴、诗会达五十馀次。
 
玉山雅集前后约有140馀位文人参加,顾瑛编纂的《草堂雅集》中收录了80多位参与者的诗作。目前有确切可考的共37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堪称空前。以至于清朝四库馆臣在为《玉山名胜集》撰提要时也由衷赞叹:“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儒道释思想合流的时代背景


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北宋习儒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庞大而有实力。当时的佛教和道教界都意识到:如再采取三教抗争的手段,必将失去在社会上层的立足之基。而儒教也由于中唐以来的社会变动产生了调整、充实自身理论思想的实际需要,转向佛、道寻求养分,三教精神在彼此的需要互补中逐渐合拢。


元朝初年,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的歧视与防范,士人地位急转直下,虽有偏激愤慨之意,但也反映了当时士人进取无门的窘况。即使得以跻身仕宦的少数文人,如赵孟頫、柯九思等,也常受猜忌、排挤。赵孟頫刚被元世祖召见,即有人表示不满。任职奎章阁中的柯九思也遭到弹劾。


 


在时代大背景下,“士人欲脱尘网者”及视“天下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者”,纷纷参禅悟道,投身大化,寄情自然,对人生进行超现实的思考,以求得心态上的平衡和情绪上的舒缓。
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利用宗教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给予扶植和庇护。元大都各派宗教礼拜场所林立,佛教中最盛行的是喇嘛教。


 


道教也兴盛一时,尤以全真教为盛,其领袖人物丘处机在元太祖十七年被皇上召见并劝勉皇帝以“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深受成吉思汗器重。加上全真教强调息心养性,除情去欲,都易为文人士大夫们所接受,如赵孟頫号松雪道人。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不少都于佛教、道教有较深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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