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与江南布衣文人群体的崛起（一）

玉山草堂2019-03-18说雅集64 浏览

与历史上著名的文人雅集相比，元末苏州昆山富户顾瑛（1310-1369）在其玉山草堂中召集的玉山雅集从主人和宾客的身份来看，无疑具有“布衣”的性质。雅集不仅为江南布衣文人提供了一个抱团取暖的场所，且因其“群体性”而壮大了布衣文人的声势，让他们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对当时及后世布衣文人的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玉山雅集的“布衣”性质

将玉山雅集与历史上知名的雅集并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布衣”性质。首先，从雅集的主人来看，一般而言，雅集的组织者多为达观显贵，其中曹丕曹植贵为皇帝、王子，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即使是陶渊明也出任过镇军参军等小官职。而玉山雅集的主人顾瑛，“年十六，于父之蛊而遂废学焉；三十而弃所习，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四十岁后，更是优游岁月。”其间，顾瑛也有多次获官的机会，但始终趋而避之，他的身份始终是富商、地方缙绅、文士。

 

再从集会中参与的宾客来看，玉山雅集前后约有140余人参加，其中既有在朝中为官的柯九思、虞集、郯韶，也有著名诗人杨维桢，落魄文人张渥、王冕、张可久，教书先生郑元祐，此外还有佛道中人，如释良琦、方厓、来复、克新，道人张雨、黄公望、于彦成等也是座上客，其他如善刻石治印的朱珪、善制墨块的吴国良也都在邀请名单中。

以《草堂雅集》为例，其中共收入了70名文人的诗歌，有确切可考的37人，其中就包括了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鉴藏家及助兴的乐师、歌伎、舞姬等。玉山雅集中对人员的限制条件相对要小得多，这也就决定了其宾客的庞杂性和平民性。

元代江南布衣文人抱团取暖

元代的统治者是以“杀伐、搜狩、宴飨”为乐的游牧民族，所到之处，杀戮儒生，焚烧典籍，完全无视文化发展的作用。再加上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南方的士人失去了宋时的优越地位，普遍对黑暗现实感到恐慌、不满。

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知识分子个人的声音迅速被淹没，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江南文人唯有抱团取暖，通过组织雅集、文会等帮助形成文人们的交游圈和文化圈，齐声合唱，方能壮大声势，与北方所谓的主流文化形成对峙。

 

当时，玉山草堂可谓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场所。出入于玉山草堂的文人大多为平民，他们在施逞才情的同时，逐渐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由奔走官场转而经营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游走权贵转而变为同道间的串联，这种文人间的雅集形式多样，喝酒饮茶、下棋联句、游山玩水、书画欣赏、歌舞观摩均在其列。

单一的某个人未必能倡导或代表一个时代，在玉山草堂聚集的这种文人群体，没有谁主导谁附从，他们之所以显现出历史价值，也是因为综合成一个群体才得以体现。